謝至德
J:你是從何時開始拿起相機?為甚麼選擇攝影?
T:中學的時候生活樸素,親戚送了一部相機給我,在沒有其它的玩意下,攝影就變成我的興趣。
J:知道你曾是一名攝影記者,現在身份成了藝術家,有甚麼不同?
T:攝影記者的日常工作日日新鮮,挑戰性很大,因為時、地、人皆不能控制。以前,攝影某程度上是「交功課 」,完成報館安排的任務。攝影方向通常很清晰,有預設的角度與「公式」(可以跟着ABCDE餐執行),例如港督出巡,要捕捉到親切的交流,最重要的是影像成品要有很強烈的訊息帶給讀者。而作為藝術家,創作的靈活性及自由度大很多,但同時失敗機會率高,要不斷摸索,亦要對自己的作品負上責任。
J:你的作品圍繞不同的社會議題,是選擇,還是緣份居多?
T:各項社會議題是機緣巧合下接觸到的,沒有特意追求,像是西九龍填海,是朋友叫我去看看,才發現原來這樣震撼。因此,花了20多年記錄這個地方。皇后碼頭也是經過才去拍攝的,結果不久就「被消失了」。拍攝的題材都處於消失的邊緣,但這個世界沒有事物是不會消逝的。要有改變,有時就要放下一些東西。
J:由《西九龍填海攝影計劃》、《菜園村群像照》到《皇天后土》,對你來説,這些作品的意義是甚麼?
T:每一個攝影計劃都會讓我學到一些事情,例如如何處理自己的人生。藝術,包括攝影,就是人生。不要把藝術看得太高,要用平常心看待,過程是一種修行。皇后碼頭及菜園村讓我看到社會運作的模式、權力關係。但我們看見的是否就是真相?背後的角力是否像我們看得的這麼簡單?我們需要深思熟慮,不能只是單看一件事情。現在的社會總是着眼於對和錯,形成極端,但其實應該冷靜地看全面,每件作品都讓我明白這個課題。
J:2018年你舉辦個人展覽兩部曲——《萬念‧叢生》和《萬念‧歸寂》,以90年代的黑白眾生相對比今天的彩色影像及裝置作品,想要表達甚麼?
T:《萬念‧叢生》的《香港面孔》系列用上黑白照片因比較簡單及純粹。20多年前其實已經興起「街拍」,想要記錄那個時空下的香港是因為覺得不拍攝就會沒有了。這是香港人的其中一個面貌,是日常化的,沒有政治元素在内,所有東西都是抽離於回歸的過程,卻在回歸的過程裏面,很弔詭!
20年後的作品(《萬念‧歸寂》)則啟發於邊境慢慢消失,香港人的身份亦如是,但這沒有好壞之分,只有懷念。始終回歸是一個過程,你沒有可能停止過程,而事實上我們早在20年前已參與其中,只是當年大家在乎的是中環價值。所以消失只是一個現象,而當我對比兩輯作品的時候意義就很大。
至於單車裝置藝術—— 單車是推到邊境投放映像的載體,這送貨工具經得起考驗,一直穿梭於香港多年。單車上的電視機則是七、八十年代的產物,換上透明的「殼 」。那年代所有事情都比較簡單、透明,資訊僅來自雜誌、報紙及電視。到了互聯網時代,我們會問:哪些事情是真的,哪些是假的?因現在的資訊多而複雜,經過了很多人的「加工」及處理,而我們很多時候只是看一看就會妄下判斷,流於表面,這是不好的習慣。
J:你對回歸前後的香港與港人的身份認同有甚麼看法或感想?
T:香港人的身份是逼出來的,有點像夾縫中生存一樣。從前沒多少人為此感到驕傲,到今日才發現他的可貴,「一窩蜂」擁抱這身份,大家是不能面對自己的虛偽吧!
謝至德
J:為何選擇在JCCAC成立失焦工作室?JCCAC在你眼中是一個怎樣的地方?請與我們分享在JCCAC這10年的點滴。
T:10年前朋友提議合租單位,我深信是很好的嘗試就同意了。真的很幸運能在這裏成立工作室,並參與策展不同的展覽,例如《勞力是…》。這地方很有人情味,鄰舍的關係和互助互愛的精神讓我感到很深刻。
J:你對香港年輕攝影師有何寄語?
T:在這人人都是攝影師的年代,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大師,但門檻、要求低,並不代表你很容易便可震撼人心。看似簡單的東西其實背後花了很多功夫,看完我的所有作品,你也許會明白。不能從一張照片去說明,不能只拿時間線上的一點來看,藝術是一個整體,是一個精神。